这从方法论的层面得出司法裁判结论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且该种操作过程能够得以检视。

只有经国家和法律认可，得到保护，这些权利才能确立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32] 他的通过立法实施人权观在阐明人权与民主关系的同时，将人权与主权作为一组概念范畴，形成了内外兼修、国内国际双重人权保护立场。

[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国际人权领域中的集体人权概念与发展权亦在其视野之内，认为是由于国家人权宪章规定的所有民族享有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权利所推动而形成的。这个条文显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权利义务的统一性，同时也是对公民享有权利的一种制约。[16]人民通常用于‘集体意义的，而‘公民总是用于‘个别意义的。首先，他认为言论等自由属于政治自由。

[23]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6页。来源：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第9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1〕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依然需要重新关注、阅读、解释和回应这一文本所提出的观念和问题。

〔9〕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在法学的语境中，起点就是阐述法的特征，起点就是确定法的概念。法学学科的起点，在前现代以及现代性的学者看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思考对象。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强暴者的威吓比如抢劫的威吓，也是一种逼迫。

但是，在法律的语境中，人们是否有可能接受一个统一标准性的尺子？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不论在具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普遍的意义上，我们都会对法律是什么出现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发生法律争议。第一，奥斯丁式的法的定义，似乎只能说明部分的法律现象，尤其是义务性的法律现象，而无法说明授权性质的法律现象。

〔42〕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奥斯丁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剔除应当存在的法，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命题。而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人们势必会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自己的法律言说，主张自己的法律是什么的观念。〔4〕 分析法学的学术观念，大体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确定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由人制定的法，阐述这种法的基本特质。

这是法学意识形态的霸权行动（这里不含贬义）。〔28〕 奥斯丁也说过：当我们讨论人法（human law）的好坏，或者，讨论人法值得赞扬或应该谴责的时候，当我们讨论人法应该如何以及不应如何，或者，讨论人法必须如何以及不能如何的时候，我们的意思（除非我们直接表明我们的喜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人法是与某种东西一致的，或者，人法是与某种东西背道而驰的，而这种东西，我们默默地已经将其视为一个标准，或者尺度。奥斯丁早已揭露了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即使没有作出明确的义务规定，授权性质的法律，依然是在提示他者具有不得阻碍权力和侵犯权利的义务。

进一步来说，当奥斯丁认为全部法律是强制性的时候，人们可以认为，全部法律是没有强制性的。法律作为词语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终究是以潜藏的具有不 同甚至对立性质的价值判断、利益需求和知识前见作为基础的。

其实，奥斯丁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准确意义上的法和非准确意义上的法之间，划出界线。随着思考范式的变迁，我们会对奥斯丁的法理学观念产生新的解读和意见。

〔45〕作为一个学科知识建构的目的，立出标准、划出界线，是为了提供一个社会接受的尺子理论，从而希望人们依据尺子剥离人们自己视域中的不同现象。他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意味着相对义务的法律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奥斯丁的论证逻辑起点恰恰在于语言的正常使用。另可参见Dennis Lloyd,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依据功利的原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法律的改革。〔45〕 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80。

奥斯丁的学术策略，是在阐述法学修辞活动的语言问题的同时，提出真正意义的法定义，并且，以此作为基础，说明法理学的范围，使这门学科成为纯粹的具有分析品格的实证科学（孔德用语）。即使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诘难，我们依然必须承认，这一文本，是后来法理学得以开辟新视域、得以激发新话语的重要文本。

还可参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74, p. 93。虽然各类语言对法一词（只是我们现在言称法罢了）所表示的对象具有不同的称谓，但是，人们相信，这一对象是有自己的固定内在要素的。

像他所反对的他者一样，他也依然是在提示应当如何?ㄒ嗉唇????蜃魑?曜迹?Ｈ欢??颐怯Ω每闯觯?映Ｊ兜母惺芊矫胬此担?滤苟〉墓勰罨蛐硎浅闪⒌摹Ｒ蛭???诮彩龇?墒抵ぶ饕宓墓适拢??谒得髯魑?抵た蒲У姆ㄑВ?绾尾拍茉?滴鹊保?窃谒得鳎?挥性诜ㄑУ男鹗鲁【爸星宄?哂形蟮甲饔玫乃?健坝Φ贝嬖诘姆ā保??煽蒲У拇嬖诓拍苁怯懈??摹６?遥??瓜蛭颐翘岢隽苏庋?挠辛Ψ次剩何?裁粗挥蟹?芍?獾亩?鳎?拍艹晌?肮?秸?濉钡谋曜迹???杀旧聿荒艹晌?课?裁粗挥辛硗獾乃?撸?拍艹晌??伤?ψ裱?谋曜迹?拍艹晌?胺?墒欠窆?秸?濉钡谋曜迹???扇床荒艹晌??咚?ψ裱?谋曜迹?晌?八?呤欠窆?秸?濉钡谋曜迹??斯??脑?颍俊?0〕这是对法学应然话语（discourse）的要害的严厉瓦解（即使我认为这同样是对功利标准理论的严厉瓦解）。这一文本，是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

〔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认为，表征了义务制裁的强制，是法律制度乃至法学学科的关键词。第三，提出一个法的定义，实际上等于是提出一个划分法律现象与非法律现象的标准（master rule）。自然，批评性的意见，终归是一种意见。〔30〕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218? 〔31〕 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为使体现法学实证主义的分析法学稳健推进，必须实现语词的帝国统一。〔6〕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79, 89, 91, 330? 〔7〕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2—93,96? 〔8〕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89 ? 〔9〕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1，178? 〔10〕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1—93? 〔11〕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6，97? [12〕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89? 〔13〕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178—179?这里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奥斯丁提过命令的制定者可以是政治上的绝对优势者，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次等优势者，也可以是享有法律权利的个人。

〔2〕 在西方，近来也有学者开始重新研读评价奥斯丁的著述。就所谓的简易纠纷而言，这是因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随着语境的变化，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随着利益纷争的激化，没有出现过争议的法律问题亦即简易纠纷都可能成为争议的。

〔1〕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分析法学的原创意识可以在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述，尤其是1970年出版的边沁的《法学概论》（Jeremy Bentham, Of Law in General, Herbert Hart, ed. The Athlone Press, London:1970）中发现，甚至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述比如《利维坦》（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原创意识。书名: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作者: John Austin 出版:Wilfrid Rumb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评论人，译者：刘星 〔5〕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5thed., 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 John Murray,London: 1885, Vol. I. pp. 85—86。

如果我们记住了实际存在的法和应当存在的法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会实证地、客观地、中立地观察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就会知道法律科学的特质，以及其与伦理科学之间的分界，法理学的范围这一问题，从而部分地迎刃而解。换言之，每一项权力或权利都对应了一项义务。但是，奥斯丁设想，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学科，尤其是严肃的政治社会治理科学的学科，如果容忍语词的诸侯割据，那么，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10〕就法律而言，知道了命令，也就知道了义务，也就知道了制裁，反之亦然。

二 休谟提出了一个命题：应该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奥斯丁发现了这里的立场难题。

参见David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Clerendon Press, Oxford:1980, p. 54。〔47〕因此，建立奥斯丁式的普遍性的法律科学的愿望，只能是个值得同情、而不值得赞同的愿望。

这里人们是难以发现强迫规定的。〔26〕奥斯丁相信，法一词的误用，在另外的方面来看，就是将这种观念的在场转变为了缺席。